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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散文世界] 曾宗和 ‖ 难忘的知青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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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1-7 15:0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难忘的知青生活

难忘的知青生活

曾宗和


岁月蹉跎,数奇不偶。我虽然已退休,但曾经历的3年多回乡知青生活,终身难忘。


曾记得,1965年9月,我从坝黄区中寨完小毕业,以优良的成绩考入铜仁二中,全家及村里人都为我自豪,说我家祖坟葬得好。入校后,我的学习成绩在本班一向名列前茅,不料,刚读完初一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我们戴着红卫兵袖套,赴京见毛主席,去全国各地大串联,红旗入海,歌声似潮,似乎每天都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。


1968年10月8日,我永远忘不了,这一天是我命运的转折,是铜仁地区欢送上山下乡及回乡知识青年的日子。上午,我们胸戴大红花,随着爆竹声、锣鼓声、口号声,列队徒步到飞机场(现碧江区老干活动中心)参加欢送会。现场人山人海,会场上,欢送车上,到处贴满了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!”“滚一身泥巴,炼一颗红心,干一辈子革命”等标语。欢送会结束,我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,从此,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
我的家乡竹田,位于铜仁县西南的边缘,距坝黄街上10余公里,是典型的夹皮沟。这里群山环抱,青峰插云,一条河从门前流过,那时,交通极其不便,经济、文化十分落后。
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我们那儿非常贫穷。人均只有几分薄田瘦土,田大部分在河岸,土几乎在山腰。我回乡时正值集体化时期,靠挣工分吃饭。那几年好像一个劳动日(10分为一个劳动日,即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动价值)最高时分5角钱,丰收年人均分140斤稻谷,其次是数量不多的杂粮,如玉米、洋芋、豆类、红苕等。那时,我们很少吃一餐白米饭,主要靠吃杂粮维生。


好在上级供应我们回乡知青一年的大米,每人每月30斤,在当地粮站凭“回乡证”领取,不要钱。母亲怕我吃不惯红苕,就在蒸苕时用洋瓷碗给我蒸一碗白饭,我不忍心吃,便分给两个小妹。我对母亲说:“下次不要这样,把米和在苕里大家吃,要不然给妹妹们蒸着吃。”此后,母亲便照我说的做。我们一般只吃早饭和晚饭,偶尔在中午也吃一点残汤剩饭。油及肉食特别困难,我母亲在炒菜时,用一根捆着布条的筷子在油罐中蘸点油,然后在锅中写几个大字。因油水差,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,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。于是,在干活时,无论什么庄稼成熟了,能生吃的或不能生吃的,大家都要悄悄的吃。集体种花生时,某些人怕社员们偷吃种子,就在它表面拌上桐油或大粪,但还是有人设法把它用手搓干净后吃,有的吃得拉痢疾。


吃的是这样,穿的与住的也莫不如此。我们全家似乎每人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,在过年及行亲走戚时才穿,平时都穿补了又补的衣服,我穿了妹妹又穿,因卫生差,全身及衣裤上都长满虱子,痒得难受。我家只有两套棉被,两铺床,妹妹及爹妈在正屋睡,我在木楼上睡,冬天睡在冰冷的凉席上直打哆嗦,很久不能入睡。由于条件太差,全家共用一条毛净洗脸,所以,经常患“狗痢眼”病,疼的眼睛都睁不开。


作为农民,不会干农活就无法生存。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,只有拼命挣工分,才能活命。我回乡时已18岁,因缺乏营养,发育不良,身高才1点45米,体重45公斤。由于长期脱离生产劳动,对农活一窍不通,所以,队长把我与妇女列入同等,每天记7分工,第二年才增至10分。好在我爹是劳动能手,我的劳动技术绝大部分是向他学会的。


刚离开学校,细皮嫩肉的,脱去鞋袜,脚踩在地上,沙岩子摁得钻心痛,不敢走路。穿布鞋固然好,可是没钱买,于是,我爹就抽空给我打草鞋,我的脚经常被磨起血泡,疼得要命,不穿又不行,我只得强忍着痛穿着它。有一次,我从高坡上挑着半筐花生下坡,行至离河岸不远的陡路上时,不料一只草鞋底下被一颗岩子搓了一下,身子突然往后一仰,扑通一声,仰面朝天重重的摔了一跤,箩筐里的花生撒了一地,有的滚在草丛中,有的跳在河里洗澡去了。我的心顿时咚咚直跳,脑子里轰轰的响。我听到一位伯妈站在河边的晒谷坪上拍着巴掌大笑:“哈哈哈,你们赶忙来看啰,宗和那个‘鸡屎分子’(知识分子的谐音),挑那点落花生都打泼啰。”我脸如关公,羞愧难言,不敢抬头看任何人。


在那艰苦的年代,稍有文化的人都想跳出大山沟。我多么渴望当工人,上工农兵大学,当科学家,作家,然而都因我祖父当保长一事被剥夺了。祖父去世时我爹才15岁,因被人陷害,我爹被打成了“四不清”干部,赔退了300多元钱及一些物资,我家被整得一贫如洗,连年都过不上。更令我痛苦的是,1970年全县教育大普及,在县三干会上,经大队研究决定恢复竹田村完小,要我与李云先(当时他在龙家小学代课)担任老师,名字已经上报,可没过几天就被大队会计偷梁换柱,把我的名字更换了,把他弟弟弄进了学校。第二年学校急需增加一名教师,支书一再推荐我,又被会计否定了。梦想彻底破灭了,我简直义愤填膺,苦楚到极点,除了爹妈外,没任何人同情、理解我,晚上陪伴我的是一支短笛,一把旧二胡及几本书。


为了生存,我只得忍气吞声,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拜他们为师,学会耕地种田。这些农活看似简单,要真正干好很不容易。我首先向爹学犁土,但始终达不到他的水平。第一次独自犁土时,不敢接近牛,怕它用角擂我,结果把牛枷装反了,还以为是牛不听使唤,搞得手忙脚乱,累得满头大汗,闹出不少洋相。


最难犁的是桐山,因为它既陡又荒,要想在犁土时让土坯埋没杂草,让犁头的铧口在瞬间逃过桐树根,那是相当难的,必须眼疾手快,还要有劲。我一手扶犁,一手拔草、扯刺,当铧口钻进树根里时,立即让牛停下,从背上的刀挎中抽出柴刀把根砍断,常常累得汗流浃背,腰酸腿疼;若是下雨天,桐林里戴斗笠不方便,只能披蓑衣,经常被雨淋得如落汤鸡,浑身搞得像泥菩萨;有时还要带一挑柴回家,吃了晚饭,洗了脚,再也不想干别的,只想睡觉。


我学会了犁土,就开始学练田,它比犁土复杂得多,我认为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。难度最大的是犁绿肥田及窖草,要一边犁,一边用脚把绿肥或秧草埋在泥坯中去,必须全神贯注,稍微马虎就会失误。练田比较麻烦,对差的田要反复的犁、耙,直到练好为止;练田还要搭田坎,这种活虽小,但很讲究,要搭结实才保水。我爹教我用搭耙从田中掏起一耙耙泥依次搭在田坎上,边搭边用耙齿梳理,使泥与田坎吻合,紧紧黏在一起,看上去一马光,然而,我始终做不到,在我回乡期间,只偶尔学过几次,从没单独练过田。


田练好后就是打秧草,这是我最害怕的。我的家乡是沙地,漫山遍野都是桐树,我们多半在桐林里扯那些嫩草,有时也在山林中割树叶、蕨叶、芭茅草做秧草。于是,手常常被草、刺划出无数条小血口,我只能强忍着疼痛。打秧草是按劳计酬,好像是3百斤记10分工,超出的重量按比例加分。体力强的每天能挣10多分工,因我体力弱,力气小,干活慢,最多挣到10分。


我喜欢在桐林里扯秧草,遇到草好的地方爱不释手。记得有一次青山新雨后的上午,我去大沙那桐林中扯秧草,刚吮吸过雨的一大片黄花草长得又肥又嫩,真爱死人。我把钎担往土中一插,急忙扯起来,像修猪毛一样,越扯越舍不得放手,最后收拢来捆成两大捆,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才挑上肩,刚走不远就承受不住了,赶快找一个好起肩的地方放下歇气,过了一会儿,又拼命的挑着往下坡走,两只脚直打颤,几乎摔倒,如此循环了几次,才到达河岸的沙田,会计一称刚好200斤,我大吃一惊,因我从未挑过这么重的担子,于是便自豪起来。


打好秧草,窖好草,待秧草在田泥中腐烂后,耙好田就栽秧,这也是极累的活。一般是凌晨扯秧,吃饭后栽秧。我第一次栽秧闹出许多笑话。因不会扯秧、捆秧,就拿着泥鼓鼓的秧苗向身旁的堂哥请教。“你这个鸡屎分子,只会吃干饭,连秧都不会捆,像啷个,像啷个……”他边做示范边取笑我,我照着他的样子做,不久就学会了。


吃了早饭,就挑着秧去耙好的田里栽,先把秧一个个抛在田里,再按一定的顺序栽,这是很有学问的,由于田的多样性,栽秧的方式也不一样。我开始学栽秧,不是弯了就是偏了,不是密了就是稀了,不是栽多了行,就是栽少了行。社员们见我如此,才手把手的教我,在他们的耐心指导下,经过自己反复的实践,我终于学会了栽秧,而且又快又好。每天傍晚收工后,腰又酸又疼,爹见此对我说:“你累了,喝点酒,串下骨就好了。”在那些年代,白酒非常难买,有时买不到,又饿得要命,就找熟人买瓶装的医药酒精,兑冷开水喝。


栽秧累,打谷亦如此。打谷一般在无雨天,晴天最好,因为打了需马上晒干,否则就会烂掉。因此,男人打谷,女人晒谷。一般每天打3挑,早晨、上午、下午各打一挑,中午休息一会儿。由于我力气小,割谷较多,打谷较少,每人打满尖尖的一挑后,就挑回倒在集体的晒谷场上。每挑谷子有100多斤,为了争取加工分,我只得拼命地挑着艰难地走,往往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
在所有的农活中,我最怕的是挑牛粪,散牛粪,这活又脏又累。“天晴打混,落雨挑粪”,下雨天不能干别的,我们就挑粪。清早,队长一声令下:“今天挑牛粪。”我们便戴上斗笠,披上蓑衣,挑起撮箕,男女纷纷去集体的牛圈里装掏粪。有时,我没有稻谷草鞋,只能打赤脚,挑着沉重的牛粪一步一步往坡上走,扁担在左右的肩上换来换去,每换一次肩啮一下嘴,肩都磨起了血泡,我爹用酒给我烙,痛得直咬牙。他说:“三天肩膀四天脚,二天挑惯了就不痛了。”


播种前,我们把牛粪挑在土里,然后把它用手散开。开始,我看见社员们散牛粪恶心得快要呕吐,根本不敢用手去抓,个别人就对我开玩笑说:“你们这些秀才,离了我们农民吃卵。”“人离了粪就不能活,我们还要吃它呢,来,怕卵啊!”有位堂哥抓起牛粪激将我,我只得挽起衣袖,艰难地伸出手抓起脏兮兮的牛粪向土里散去,顿时一股臭味喷进鼻子,难受极了。有时为不耽误工夫,便把午饭带到工地上去吃,有的带杂粮饭,有的带粑粑,有的带熟苕。若干活的地方无水,散了牛粪后无法洗手,我们就用干土、树叶或茅草把手搓搓后,捏着粑或苕吃。劳动累了,我们就歇会儿,有的扯闲谈,有的摆龙门阵,有的用树叶或纸卷着草烟吧嗒地抽着;有的放开喉咙唱山歌,妹呀、姐呀、哥呀,五花八门,我不会唱,只会听,津津有味。


冬天最累的是捡桐子、挖苕。油桐是家乡的特产,主要的经济来源,过了寒露就开始捡桐子。“捡桐子啰!”凌晨,随着队长的喊声,我们便纷纷带上竹篙、背篓、银笼等向桐山进军。累累的桐果有红的、紫的、黑的,像苹果似的挂满枝头,真惹人喜爱。见此光景,大家喜笑颜开,有了希望,有了干劲。银笼装满了,我便挑起100多斤的桐果运往生产队的储存地,刚被雨淋过的石子像钉子一样摁着我的光脚板,痛得难以忍受,几乎哭出声来。


身体尚未完全恢复,又开始挖苕了,一般小雪前挖完,每天与大家起早贪黑的下地挖苕,十天半月后,肩被扁担磨烂,痛得钻心,累得连饭都不想吃,这种生活我过了两年多。


在回乡生活中,除了上述这些劳动外,也有轻松的事,那就是办“三忠于专栏”。大队干部见我有文化,就要我给本生产队农户的家仙壁上布置“三忠于专栏”,还派志发哥当我的助手。我们在每家的家仙壁正中贴着毛主席的半身像,两边贴上“翻身不忘共产党,幸福全靠毛主席”的对联,上方贴着用红纸剪的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的艺术字,下方贴着用绿纸条摸拟的大海扬波的图案和红纸剪的红太阳。家家都一个模样,我们干了许多天才完成。


有泪有笑,有苦有乐。


大队干部见我有一定的文艺才华,就让我组织一支10几个人的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,我因回乡前在铜仁城区看过不少这样的戏及有关文艺节目,对这项工作有一定经验,便勇敢的担任了宣传队的队长及导演。我们自编自演,自制道具,白天排练,晚上敲锣打鼓去各生产队及相邻的大队演出。节目内容有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片段,有小话剧、快板、舞蹈、独唱、小合唱等。我用笛子、二胡、京胡为这些节目伴奏,扮演过李玉和、郭建光、杨子荣等角色,搞得有声有色,深受群众的欢迎及好评,还参加过铜仁县文艺大汇演,这是我回乡中最快乐的时光。


1972年春,因竹田完小调走一位老师,没人能胜任高年级的教学任务,我在贫下中农的推荐下,当上了该学校的民办教师,而且担任校长,由此,结束了我三年多的回乡知青生活。


所写这些,只是我回乡当知青时的典型事例,并非全部,但使我终身难忘。在那些日子里,我虽然经历过无数苦难,尝尽酸甜苦辣,却磨练了我的意志,锻炼了身体,增长了见识,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


2016年1月15日于铜仁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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