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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身边好故事] 候鸟的春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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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3-29 10:2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候鸟的春天
  

刘照进



这是两个不同属地的地理名词。一个在碧江区环北办事处,铜仁市东面,一个在沿河自治县思渠镇,铜仁市西面。一个位于城市中心,一个处于大山深处。一个见惯了霓虹华灯,歌舞香槟,车水马龙,一个苦守着山南水北,贫穷孤陋,落后荒芜。


如今,因为易地移民搬迁,响塘龙与一口刀,像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,成了亲戚,成了家园与家园的重叠。


靠山不能吃山。移民朱琼说:“村里的许多地都荒着,靠种地养活不了一家人,大部分村民都外出务工,种地的人很少。村里八成以上青壮年都在外打工。”


他乡难容飘荡的灵魂,故乡无法容身。每年,他们像鸟儿一样南迁北徙,年底匆匆回来,看一眼老人、孩子,屁股没坐热,又匆匆往外赶。他们把家拴在行囊上,忍受着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子的孤独与辛酸,几乎全部收入都供孩子上学,希望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贫困的地方。


“真的没想到,幸福来得这么快。”


去碧江区环北办事处响塘龙易地搬迁安置点,如果走捷径,需要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。巷道尽头,连接着一座土丘,泥泞道路的两边,青色菜蔬叶子被雨水浇得透湿,翻下土丘,穿过一条宽阔马路,就到了安置小区门口。


宽阔的广场,整齐划一的楼房,花台,路灯,绿化树,商铺,物业,保安,一切都在无声说明,这里是城市的一部分。


“早就盼望有这一天啰!”五十岁的袁新芝一说一脸笑。是那种真诚的笑,发自内心的笑。袁新芝可不是一般人。她有着城里人的气质和派头,卷发,围巾,红色外套,走路时高跟鞋发出有节奏的“可可”声。


袁新芝不太标准的沿河方言暴露了她的身份。她说自己是河南开封人,是被丈夫骗来的,在一口刀那个“鬼地方”生活了九年,2018年易地搬迁到响塘龙安置区。新房在十三号楼,电梯房,一百平方米的三房。一家五口人,满够住。


袁新芝与丈夫朱永喜是在广东打工经人介绍认识的,两人结婚时都是三十好几的大龄青年了。袁新芝初中毕业,性格开朗,骨子里天生有股子浪漫劲,对待婚姻大事当然就挑剔,这样一来二去,就成“剩女”了。丈夫朱永喜家住一口刀村坨的组,家里只有半间木房,小时候穷得饭都吃不饱,更别说娶“媳妇”。在遇到袁新芝以前,朱永喜以为自己这辈子也要像村里那些老光棍一样,恓恓惶惶过一辈子了。


两口子先是旅游结婚,然后在外打工,直到孩子到了上学年龄,丈夫才第一次领着“媳妇”回老家。


对她而言,接下来的生活,当初抱有的期望有多大,失望就会有多大。


一口刀是典型的深山区、石山区,交通闭塞,生态非常脆弱。“一口刀”就是取其“刀背上”的意思。十一个村民组散落在酷似一把菜刀的林莽山丛中。


山脚下,八百米处就是奔腾的乌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峡谷中每天有一趟班船,在一块稍见宽阔的地方靠岸,待客人上下完毕,船又慢慢旋开,继续向峡谷中行去。汽笛声在两岸的峭壁上碰荡,悠悠地响了好一阵子。回头再看那些刚刚下船的客人,三三两两,或肩挑,或背驮,被绳子一样从山崖上拖下来的茅草小路,荡来荡去地摔击。


那时的一口刀,像一只被扎紧了口子的布袋,只有峡谷中的乌江,是唯一的出口。


山多土薄,乱石丛生,全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,有人开玩笑说“一个石旮旯里只能栽三根丝茅草”。土地下放以后,有一丘田被分给十一家人种,一家收不了几碗谷子,最后只好合在一起,轮流耕种。


缺水,成了一口刀人的致命心伤。在一口刀村,几乎每家都有一两只半人高的木桶。人们把这背水的木桶叫做“晏桶”。一口刀人从一出生就知道水的金贵,稍一长大就得学会“背水”。每逢天旱,附近的水井枯竭,一口刀人就得背着“晏桶”到远处去候着轮子背水。往往,一个来回得三四个小时。


袁新芝最害怕的就是“背水”。她的老家是平原,吃水都是从地下打井,轱辘把子一摇,水就提上来了。如今要将一只“晏桶”贴在背上,驮着满满一桶水爬坡上坎,简直比登蜀道还难。


第一次和爱人带着孩子回家时,袁新芝穿着高跟鞋,高一脚低一脚地紧跨慢跨,起先还沉浸在看风景的兴奋里,不停地问丈夫,你们这里咋长那么大的山。走着走着就累得吭哧吭哧像牛喘。


“我砸了他们一家人的碗。”袁新芝丝毫没有悔意,“那会儿我是真的生气了,好不容易走到家,一看,一半间木房歪歪倒倒的,简直没办法居住。我第一次背水,不知道方法,走一步,水就在背上哐当哐当响,一不小心就荡出一股,从脖颈那个地方淋下来,搞得浑身透凉。走一步,又哐当哐当荡出来。那种绝望啊,真是没法形容……我是真生气了,回家就将他们家的碗全砸碎了。”


“你生谁的气呢?”


“当然是老朱啊,他那个骗子,要是当初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这么偏远,打死我也不会来。”


后来,寨上就有人教她如何背水,说要装满一桶,俗话说“半壶水响叮当”,如是只装半桶,水的体积不够,就在桶里晃荡得厉害,得装满一桶,走路时身子要平稳,不疾不缓,保持摆动的幅度,水就不会晃荡出来了。还有人教她如何烧柴火,如何避免柴烟熏眼睛。


朱永喜继续当他的候鸟。春节一过,就出门打工,年底回家,只在老家短暂地待几天。


袁新芝不想在老家呆了,她想跟丈夫出门打工。她打电话给老朱,老朱说你走了孩子怎么办?如果不读书,难道还让他们长大了跟我们一样打工?


一个人没有改变自己故乡的权利。对于妻子的怨言,朱永喜有愧疚,但这份愧疚,却是他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为了孩子能上学,他只好说服妻子留在一口刀老家。


“后来我就去思渠镇上租房子,把两个孩子转到镇上去上学,条件稍稍好了一些。”


没事的时候,她就靠在窗前想心事,想自己的一生,想当初“受骗”跟丈夫来一口刀的伤心事,她以为这辈子彻底完了,会在深山老林里过一辈子。她做梦都想到外面买套房子,哪怕很小,只要能够搬出那个“鬼”地方就行。


袁新芝平时喜欢唱唱跳跳。搬到响塘龙安置点,丈夫依然去广州打工,他嫌当地的工资没有外地高。说先打几年工,等孩子们读完书,再回来。


晚饭后她常常去广场上和人跳舞,感觉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,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
她现在在响塘龙小区的牵手面馆学习培训,结业后可以在那里打工挣钱。让袁新芝高兴的是,小区的基础设施逐渐在完善,她准备组织人,在社区成立一个舞蹈队,晚饭后就不用走远路去其他地方跳舞了。她动员那些搬迁来的妇女们“不要怕笑,要像个城里人一样生活”。


她说她很忙,马上要去面馆培训。话还有半截在嘴边,人就飘到门边,留下一串节奏感很强的可可声。


没有乡愁的人是不道德的。对于易地搬迁的移民来说,那种家园被连根拔起的阵痛感,需要时间来慢慢止痛。祖祖辈辈,他们就生活在山里,大山就是他们的依靠,是他们命运与家族历史的载体,世世代代血脉相连。山上的每一棵树,每一块石,每一寸土,村子里的鸡鸣狗吠,牛欢马叫,晨霜晓露,晚霞夕阳,深夜星空,小河流水,风吹树叶响……所有这一切,都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,甚至生命的一部分。


六十六岁的杨绪花老人说她们盖上组三百多人全都搬迁到铜仁了。


“盖上”在民间词典里,是“高山”的意思。盖上组在一口刀村属于偏远中的偏远,前些年村民集资修了一条毛公路,平常青壮年都出门打工,家里只留一些老人、小孩,半年难见到一辆车。


“还是搬来好。老家出门就爬坡,有病都找不到车。”老人是第二批搬迁上来的,搬家那天吹大风,家里的破烂房子差点就吹倒了。老人说以前的老房子,一下雨就满屋漏,如今住在崭新的高楼大厦里,条件当然好多了。上半年,她还在给儿子带小孩,后来儿媳妇回来,她就清闲下来了。


“耍不住。”


耍不住,沿河土话,闲得无聊之意。当然,“耍不住”是因为生活环境变化了,但生活习惯还没变。“耍不住”也体现了他们从乡村人转变为城里人的不适应。对于新家园归宿感的建立,需要时间慢慢填补。


老人每天就去街上捡垃圾,主要是捡纸壳、废书废报,“管不了几个钱,一天也就挣个十来块,但是要动起来人才舒服”。


“方便是方便,但这城里头不比在老家,样样都要钱买,喝口水都要钱,压力也不是没有。”老伴朱启志在小区里当保安,一个月有一千八百元的收入。三个儿子都在一个小区住,但他们都在外面打工,过年过节才回来几天。


“听说城里埋个人都要一大笔钱。老了,想归根。”


也许是年纪尚轻,田江英脑子里还没有“落叶归根”的概念。她的乡愁全在“那边”丈夫的身上。


“快过年了,想回去烧纸。”她说老家还有些老亲戚,平常有什么大事小务也不得回去,都是托人带点“人情”,现在一家人搬迁到铜仁,日子比在老家强多了。只是来去一趟费用太高,她舍不得。


四十三岁的田江英是一口刀大坝组的人,八年前丈夫就去世了,她一个人拖带三个儿女,生活的苦难只有她自己知道。那种月黑风高夜、孤独无处叙的艰辛与艰苦,早已被日子摩挲得风平浪静。


爱人去世时,她才三十出头,带着三个孩子,实在没办法,就狠着心将孩子留给公公婆婆照看,独自出门打工。后来孩子要上学,她便回家租别人土地,每年收入五千斤玉米,养一头猪,平常就在附近打点零工,供孩子上学。


2018年7月,田江英一家易地搬迁到响塘龙。大女儿朱红去年在温州打工和人结婚,二女儿朱素飞,在碧江区职校读书,儿子朱勇,在铜仁四中读初二。


田江英家住四楼,步梯楼,两室一厅一厨一卫,八十平方米。我们去时,只有孩子朱勇在家。屋子里稍显凌乱,阳台上,行李箱、扫把、水靴、垃圾物混堆在一起,门楣上贴着半新的对联,给冷寂的屋子增加了几分活气。孩子有些腼腆,见了生人,头一直低着,默默地穿着一根根带子。办事处的人说,他在给“宝玉斋”公司穿手链带子,每穿一根有七分钱。


她家是精准扶贫户,每月有一千二百元低保金。“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。”田江英说,每个月水电费、电话费、菜食零用,七七八八要一千多元,儿子早餐在外头吃,女儿在学校,每个月要一百二十元餐费,老家人情还在,大事小务还得带“人情”回去。


刚上来时,她想开个裁缝店,她有裁缝手艺,可是需要一万多元购买设备,“到处都贷不到款,没办法。”


田江英去十五中当保洁员,一个月只有一千五百元,后来通过办事处协调,争取到公益性岗位,到碧江区环卫队当工人,每个月二千二百元工资,扣除五险一金,还剩一千八百元,加上低保金,全家一个月三千元收入,基本解决家庭所需。


“政府的好心我们都晓得,让我们搬迁来到这里,将来的路该怎么走,关键要靠我们自己。”田江英脸上并没有落寞,她心里明镜似的。刚刚下了班的她脱下橘红色环卫服,洗了脸,在镜子前仔细梳了头,换上保暖皮靴,人顿时精神了许多。


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,那种客人进屋的激动和局促显现在圆融融的笑脸上,一会儿去搬凳子,一会儿要去烧开水泡茶。


她负责的卫生区域在烟厂门口,有一公里多,两个人轮岗,一个早班,一个晚班。她说上早班的话,秋天树叶落得多,凌晨三点过就得起床,七点钟要检查,十二点钟下班。特别是暑热天气,温度高,时间长,刚开始很不习惯,一个班上下来,手脚都很酸痛。环卫工作也是体力劳动,但比起做农活,虽然劳动强度不算大,但磨缠人,特别是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讲卫生的人,你在前面刚扫过,人家后面“啪”的一下,又丢下一“坨”。你还不能劝阻,话刚出口,侮辱的语言配合夸张的肢体动作就来了,好像自己真如人家说的那样,特别地低人一等,心里那种委屈、心酸,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。


感觉这是他人的城市。尽管自己如今也真真切切地算是这个城市的一员了,但是要真正地融入这个城市,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即使在他们内部,时常也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,有的老资格工人,总觉得她是搬迁户,沾了政府很大的光,来到这个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城市,一种漠视和支使心理常常伴生。


“总觉得我们是农村来的,其他人可以睁只眼闭只眼,对我们特别严。”田江英还是习惯将自己表述成农村人,以示和城里人的区别。闲暇时上街,看见别人三五成群地跳舞,她有时也会看稀奇一样远远地站在旁边看,感觉那些歌啊舞啊离自己好远,觉得人家城里人就是会生活。只是偶尔从河边飘过来的那些练习龙舟的敲鼓声会吸引她好一阵子,那些熟悉的节奏与鼓点,轻轻地敲打出了老家的滋味。


夜深了,她也偶尔会想,要是自家男人还在,一家子住在这城市里,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啊!记得当初搬家时,她特意跑到丈夫的坟头去和“他”告别。她说,你把我带到这里,却一个人走了,我们现在要搬迁了,你要好好保佑孩子们啊!


她用镰刀割去坟头的乱草,给塌陷的地方培了土。点上纸钱和香烛,看着眼前飞扬起的香烟纸灰,一种离别的忧伤感涌上心头,鼻子一酸,眼泪就无声地淌下来了。


转身时,故乡已被连根拔起。崇山莽莽,锅盖似的苍穹下,她孤寂的身影渐渐变小变模糊,最后融入那一片苍茫之中……


我最初看见“一口刀石大碗饭庄”时,闹了一个小小的误会。


人家说,取名“石大碗饭庄”,体现的正是土家文化。我恍然大悟。


在我们土家族饮食风俗中,一般是不会上十道菜的,要么八大碗,九大碗,要么十二大碗。因为“十”和“石”谐音,土家族人喂猪都用石槽,俗称“猪槽”,如果哪家人办事务或者请客,桌面上出现十碗菜,就是对客人的大不敬,会闹得不欢而散的。


土家族传统饮食以汤菜为主,被称为“水席”,就是除了“扣肉”等少数几道菜,其余全是汤菜,用褐黑的土大碗盛了,满满地摆一四方桌。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。桌子上大碗喝酒,大声武气地劝酒吃肉,土家人豪爽大气好客热情的性格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
“我用‘石’而不用‘十’来给山庄取名,正是要体现我们的土家族文化。”四十六岁的肖登强谈起自己的饭庄,颇有些懂文化的意味。他说,现代人被都市文化浸淫太深,都有种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。一方面他们要在大自然中去寻找田园牧歌,一方面他们吃惯了海鲜山珍,要在传统饮食中去品尝乡愁。他的饭庄就是抓住人们的消费心理需求应运而生的。


初中文化的肖登强在当地算个能人。他家住一口刀凉桥组。2017年易地搬迁到响塘龙的,一家五口人,三个孩子,一个已经大学毕业,两个在读大学。搬迁之前,他一直在跑乡村客运。搬迁对他而言,不是因为贫困,而是身份与机遇的改变。


“寨子就在山沟底下,看到半山的汽车在公路上跑,人要爬老半天。”凉桥在没通公路前,交通十分不便,每家只有一两亩好土,没有田,一年四季吃苞谷饭,“吃顿大米饭当过年”。全组二十几户,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务工,留下些老人孩子在家。遇到丧事,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,于是就约定俗成一条“规矩”:凡是寨上有白事,无论是谁,每家必须有人回来帮忙,男的抬丧,女的煮饭。忙完了再赶回去。要是寨上一年遇上两三回白事,加上春节,则要来来去去四五回,耽误工期影响收入不说,人也累得够呛。但是谁都免不了有那么一天,再难也得往回赶啊。


易地移民搬迁政策出台后,凉桥村民陆陆续续已经搬出了一大半。肖登强把客车股份转让给了别人,他想的是,既然现在搬家了,就得在这个城市谋个“事业”。于是他和几个老乡一合计,决定开一个土家饭庄。几个人凑了30多万元,在碧江区上龙田村井坎组的桐兴大道边租了一处院落,正儿八经地开起了饭庄。聘请了七名工人,全是移民搬迁户,每月三千元工资,提供吃住。


“都是乡里乡亲的,怎么忍心不帮一把嘛!”肖登强说经营饭庄开始两个月都是亏本,一则是熟悉的人不多,客源少,二是处于摸索阶段,很多地方还在逐渐改进,从去年10月份开始,就有一点盈利。但是不管亏盈,工人工资都是按月足额发放给他们的。


肖登强的“一口刀石大碗饭庄”,处处都打上了一口刀的烙印。背桶、犁铧、蓑衣、石磨、弯刀……原始古朴,原汁原味。凝固的乡愁。


肖登强说,“一口刀石大碗饭庄”除了土家饮食文化之外,它的核心还有原材料的纯粹性。所有食材几乎都从老家拉来,保持着原始的天然性和传统性,比如,干豇豆、黄花、红苕粉、黄豆,牛肉、猪肉。他还特地从一口刀拉来石磨,改装后安上电动机代替手工磨浆,制作的土家浑浆豆腐别具意味。


肖登强在老家还有一栋“豪华”楼房,他说目前还舍不得拆迁。凉桥是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核心景点,有朱家洞、暗溪河、天生凉桥,特别是朱家洞,内藏十八洞天,古人曾有文字描述:“四面绝壁,天生桥榭,曲径通幽,怪石嶙峋,如天造地设。内有十八洞天,一门一景,各有佳趣。曲折而入,可历十数重门,明暗各异,暗溪伏流其中,水声怒吼若万马奔腾,惊人欲绝。”


“发展旅游是个大趋势,将来麻阳河旅游肯定会火起来的,那时再回去开一个土家山庄,也算是一种远景规划吧。——再说,祖坟还在那边。”


著名作家周晓枫有一段关于迁徙的描写:“走,背井离乡,带着捆绑的条箱,带着跋山涉水的鞋,带着五味杂陈的盐罐,他们走……有人搬家的时候,带走了锅碗瓢盆,也挖走祖坟旁的一棵小树,以及它密集根系里像手指一样握牢的土。长辈的骨灰,早已溶解在土壤里。”(《有如候鸟》)


一口刀人下山了。


短时间内,也许他们依旧摆脱不了候鸟的命运,但是新的城市家园给予了他们新的希望和起点。在这个新起点上,他们会成为幸福的候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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